七夕=重逢？为什么今天适合读《虞美人》？

李煜生死在七夕？#

南唐亡国后三年，后主李煜在汴京赐第，时值七月七日，后主命旧日歌妓作乐。新作《虞美人》的词句传入禁中，宋太宗闻之“故国不堪回首”，又闻“一江春水向东流”，心中大怒，于是一杯牵机药赐死这位亡国之君，四十二岁的后主就此被送入历史……

谈及李煜，大概没有李煜之死死于“七夕之死”更适合他，好一个离愁的是李煜他不仅死在七夕，还生在七夕。故事似乎发生的过于完美，一舍离愁，史学人毕竟有热衷考据的癖好，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关于李煜七夕之夜的记载，宋人王铚《默记》当时最早的记叙：

“又后主在赐第，因七夕，命故妓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大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并坐之，遂被祸云。”¹

《默记》确实记载了后主七夕作乐、词句流传以及后主“遂被祸”。但问题也恰恰从这里开始。方震华先生有文指出：距离李煜之死最近且乃是南唐旧臣徐铉撰写的墓志记“太平兴国三年秋七月八日遘疾，薨于京师里之第。”²《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宋史》亦把李煜之死系于七月八日。直到较后的《九国志》，才出现七月七日、“是日七夕也”的另一套记载。³如此说，李煜之死，日期、死因、七夕、词祸，并不在一致的文献传统，所谓“七夕—作乐—词作—赐死”今人以为浑然一体的悲剧链条，似乎难以作为历史因果链。

甚至“李煜生于七夕”也未必可靠。据方先生考，北宋曾分别在三月、四月遣使致送李煜“生辰国信物”，据此倘若李煜生日确在七月初七，礼仪的时间就颇难解释。此外，南宋陆游《南唐书》记“后主盖以是日生”，去北宋不远的陆游也以怀疑的口吻称“盖”，李煜传闻，恐怕难以确证。³

既然不能毫无保留地讲李煜生于七夕、死于七夕，并且因为《虞美人》而死。更谨慎的结论只能是有关李煜生死皆在七夕的说法至少南宋以来就已有的强烈的文学记忆，且今人愿意相信李煜应该死在七夕。比李煜之事究竟是不是真的更有意思的问题因此浮出笔者识海。

一个故事能够流传，不只有审美原因，也有它赖以传播的历史条件。 方先生曾提供了一种解读，由于王铚《默记》明清以后被不断删节，其中“词句招祸”的部分越来越居于中心。³联系起明清之际的文字禁忌似乎不难理解“因文字得祸”的流行土壤。此外，单就传播而言，笔记毕竟短小、具体、戏剧性强烈，远比墓志、史书更易流行，李煜之事更据席地似乎并非不可能。

但历史的条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偏偏是七夕和《虞美人》的组合，既然是诗，答案应当从诗本身寻找。

一、世界为什么总会回来？#

叶嘉莹讲李煜时，曾把《虞美人》的基本结构概括为两种存在之间的对照，即“一个是永恒的，一个是无常的。”她把“春花秋月何时了”解释为并非真的询问某一个终点，恰恰相反，它所感叹的，是这种自然循环根本不会终止。⁴

根据叶的解说，“春花秋月何时了”成为一个奇怪的问题。通常，人恨花落，恨月缺，面对花月，寻常人的愿望是它不要结束。但李煜却在问：为什么春花秋月还没有完？答案当然不是花不会落。一朵花会落，一轮月会沉。但“春花”作为季节秩序还会回来，“秋月”作为宇宙规律还会回来。叶嘉莹解李煜另一首《乌夜啼》时，恰好指出了这一层：花明年仍开，却并不是已经消逝的那一朵；所谓“几时重”，真正感叹的是消逝之物不可恢复。⁴当然，此处的所谓永恒严谨的说是自然形式的重复，具体的生命是不能重复的。

既然李煜的拷问不在于春花会不会凋谢、秋月会不会西沉。所谓“何时了”真正无解的地方，正在于它事实上没有“了”。既如此，词中的“春花秋月”不能简单理解成作者某一刻眼前同时所见的现实景象，它更接近于一个对美好往日的整体象征。而“往事知多少”由此紧承首句，意在连接自然景物与昔日人生。⁵再向前推进一步，我们还会发现：《虞美人》的第一层悲剧，并不是“美好的东西消失了”，而恰恰是美好的自然没有消失。灾难发生以后，世界竟然若无其事。所以全词最值得咀嚼的字，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又。“小楼昨夜又东风。”

又，说明这样的东风、无眠与追忆不是第一次发生，李煜早已不知度过多少次这样的长夜。此外“又”的意义还可以更深，因为它不单纯表示次数，也规定了上阕的时间性质。春花——会再开。秋月——会再来。东风——“又”来了。世界自然运行在周而复始之间。对于平常人，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但对李煜却成为酷刑。因为春天没有因为南唐亡国而停止。花木不知道李煜已经失国，明月不知道一国之主早已被囚禁在一座“小楼”。一个人在经历灾难的时候难免有错觉自以为自我世界既然已经倾覆，世界本体也应该有所震动。然而第二天太阳还是升，第二年东风还是来。所以《虞美人》的第一种悲剧不是万物陪我一起毁灭，而是我毁灭之后，万物仍然照常。 所谓“又”，都让故国重新失去一次，每当东风又来一次，便证明李煜又不能回去一次。

这时，再回到所谓七夕，七夕本身也是一个“又”。牛郎织女的神话基本结构是分离，但却不是永久分离，银河两岸之所以能够忍受漫长分离，是因为时间终会再一次走到七月初七。今年鹊桥一夕，明年仍有七月七日。它以一年一度的重复，对抗人间的离别。反观李煜面对一个又一个“又”，获得的却不是团圆，而是对再也不能的再确认。所谓七夕与《虞美人》真正相似的就不是什么悲伤的气氛，而是同样面临的问题：时间究竟能不能把失去的东西带回来？

二、小楼为什么装得下一江春水？#

时间与空间不可分，《虞美人》的上阙是无常的时间秩序，也不乏空间的运动。春花秋月——小楼——故国——雕栏玉砌——一江春水。“春花秋月”泛指整个自然秩序，然后又骤然落到“小楼”，随后意识从小楼越出去，到达故国；故国又凝聚为记忆中的宫阙；最后视野猛然打开，成为奔流不尽的一整条江。现实中的李煜亡国以后，从一国之君沦为汴京赐第中的降王，活动空间越来越小；诗歌中的李煜，空间却如呼吸一般，极尽压缩又反弹越来越大。

所以“小楼”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一面是它象征囚禁，乃是李煜亡国以后囚居者的自我独白。另一面最为关键，李煜的身体越被压缩，意识越向世界扩张。“小楼昨夜又东风”之后，立刻出现：故国。 然后 雕栏玉砌。 最后一江春水。 李煜从宇宙之间被压进小楼，但他个人的意识却想着从小楼重新涨满江河。现实空间越小，诗歌空间越大。 所以“故国不堪回首”的“回首”也值得重新理解，因为正如李煜之思，李煜没法真的复国，他的所谓“回首”也不是现实意义上的返回。他不能回南京。甚至“雕栏玉砌”究竟是否依旧，他也不知道。所以李煜没有说“雕栏玉砌犹在”，而是“应犹在”。李煜无法回去，只能推想，在政治现实里已经丧失的故国，被转移到了意识之中。诗歌在此就为作者提供一种悲剧结局的补偿功能，即政治空间被剥夺以后，记忆允许其重建空间。 只是更悲剧的是，记忆建起的故国永远不能替代现实中的故国了。

李煜紧接着说“只是朱颜改。”关于“朱颜”，解释很多。贾知洵解为自伤容颜与政权易主；⁵陈晓峰则把“朱颜改”读作“具象之改、物象之改、社稷之改”，分别联系人的容颜与衰老、宫阙变动以及江山易主。⁶笔者以为不必急于赋予其唯一答案，甚至可以反过来说 “朱颜”的意义游移，正是它能够不断扩大意义的条件。 从字面而言，它当然首先可以指人的面容。但一张脸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脸是身份最直接的显现。真正变化的不是皮肤颜色而已，而是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我。 李煜曾经贵为国主，那时的“宫阙”为其所有；如今即使砖石还在，也已经不存在那个能够以君主身份自称归属的礼乐关系。须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国的属性不在乎一项物象，却是礼乐、宫阙、臣属共同秩序的结构。所以亡国，不只是失去一国，失去财产，对于君主而言乃是失去了一切自证的社会关系网。此时在品味“只是”二字便显得尤其残忍。一切仿佛都还在。只是我已经不是那个我。

我们再看全词，还会发现另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虞美人》几乎没有一个明确的“我”字。李煜用“往事”、“故国”、“问君”而从不增加任何一个身份的主语。明白的主体竟然在自身最剧烈的痛楚中完全隐退。是李煜自己取消了自己吗？王国维先生曾言“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⁷所谓“眼界始大”，未必要理解为题材忽然宏大了，《虞美人》写的仍然不过一座小楼、一夜东风、一轮月。但李煜的个人经验却是以这种方式放大给读者。“问君”严格地说，不能断言“君”就是后世所有读者，但可以说第一人称的语法退隐。换句话说，李煜并不要求读者也先做一次亡国皇帝才能明白他的悲哀。他的行文不断剥离事件的特殊性，把具体的失败隐匿，所以它至少在形式上减少了个人经验的专名化。李煜越不说这是我的，后来的读者越可能把自己的失去带进来。好一个共情。

三、三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再把整首词读一遍，大概我们还会发觉李煜其实一直在问数量。“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能有几多愁？”。然而无论时间、往事、情感都无法真正计算。然而李煜的内心情感仍毕竟是愁肠，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他在不断制造计量单位，并且这种计量乃是以失败为尺度。最后，李煜似乎终于给出了一个尺度“一江。”这个“一”只能解释为数字意义上的“一”吗？意象层面，“一江”更接近满江、整江，是整体性的广大水势。因此我更愿意相信，最后的答案仍然不是数字。李煜没有回答，他内心无限愁肠，但他把一个数量问题，转换成了具体的运动。

此外，“一江春水”，不只是把抽象的愁变得具体。由于水是运动的且保持“东流”，而我们回观上阙，上阕有一个春：东风。 下阕还有一个春：春水。 同一个“春”，却拥有两种完全相反的结果。东风的春是：又来。 春水的春是：流去。 一个循环，一个却是单向。上下阙的时间由循环变成线性，这里当然不是自然的时间形式发生了质变，而意味着李煜的意识终于发现 自然循环而人生不可逆 本来就是同时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末句虽然是极为传统的以水喻愁，却仍旧可称绝唱。

张丽华讨论夏目漱石《虞美人草》与鲁迅《明天》时，引出一种很有启发性的悲剧观。死亡之所以具有震慑力量，正因为它迫使人在惯常的生之中重新意识到生命自身，即所谓“原来死住在生的隔壁”。这里当然不存在夏目漱石与李煜之间的直接影响，我们只能把它作为一种理论透镜。但用它重新看《虞美人》，会发现一个极有意味的事实：李煜发现死亡的过程并不从枯叶、寒风、废墟，他是在春天里发现死亡的。因为春天回来了，而他回不去了。世界正在复活，却恰恰证明了人不可复活。春花越开，往事越死；东风越暖，故国越远；春水越盛，人生越不可追。这就是全词中的不可逆时间。死亡意识不是由死亡景物产生，而是由生命仍然继续产生。 大概这是李煜最深的悲剧认识。

只是，认识到这里以后，问题发生了。如果时间不可逆，如果故国不能回来，如果失败已经发生，当一个人知道历史已经不能倒流以后，他还能够做什么？

四、失败带来了什么？#

王国维看李煜，最著名的判断是“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⁷王国维的评论相当尖锐。从结果而言，王说“亦即”，为人君的短处，正成为为词人的长处，好似李煜的政治失败催生了文学，但也不尽然。王国维前文谈的是李煜“不失赤子之心”的人格结构，同一种性格特质，在政治生活与词的创作中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后果。“为人君所短”和“为词人所长”背后未免不能说，同一个人身上的某种品质，在一种实践中成为弱点，在另一种实践中却成为力量。则反而提醒文学批判人道，文学价值和政治能力，本来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 所以严谨的说，王国维先生的评论应当值得解读为，如果没有亡国，会不会还有我们今天认识的这个李煜？如果他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虞美人》还会不会出现？王国维接着又说“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⁷因为它已经不只是个人身世的哀戚，而近乎承担了更广泛的人类悲苦。

这句话才真正涉及亡国和词境扩大的关系。亡国以前的李煜当然已经是杰出的词人。但是亡国之后，那些原本可以被理解为个人享乐的词体之间，被政治生命的剧烈断裂再次打开。由此我们可以说失败不是文学伟大的充分条件，却可能成为文学认识扩大的历史契机。 只是还得立刻加上一个条件 文学上的收获，永远不能反过来证明现实中的失败“值得”。 否则就会产生一种极危险的审美逻辑：只要后来写出了好诗，当年的苦难似乎便得到了补偿。正如李煜的亡国，一个人遭受苦难以后写出伟大作品，不能证明那场苦难具有正当性。一个国家灭亡以后产生伟大文学，也不能证明亡国是为了文学而发生。艺术能够把伤口转化成形式，却不能替伤口制造合理性。 同样地，读《虞美人》也不能把他改造成一个脱离历史的抽象受难者。李煜首先是南唐的君主。“故国”首先是李氏政权。“雕栏玉砌”首先属于一个统治者的宫廷生活。他失去的不只是故乡，也是统治地位。这一层不能因为诗太美而消失。倘若把这一切抽掉，只留下一个纯洁抽象的“爱国诗人李煜”，是在篡改历史。

所以文学并不取消作者的历史位置。 只是如果到这里就结束，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假如《虞美人》仅仅是一个失去王宫的君主怀念王宫，那么为什么绝大多数从未拥有王宫的人仍然能够理解“一江春水”？我愿打个补丁，即文学并不取消作者的历史位置，却能够超过作者原本的历史位置。 这里所谓“超过”，也不能理解成文学一下脱离历史，飞到一个永恒的人性世界。李煜之死的传说化正证明这点，李煜在后世获得什么样的意义，本身也受后世历史环境影响。明清士人处于文字禁忌，尤其容易把李煜理解成因词获罪的人物。由此所谓文学的普遍性，从来不是无历史的。更准确地说，文学把一种特殊经验做成了可以被不同历史时代重新进入的形式。 每一个时代进去以后，又会带着自己的问题重新理解它。这才是超越历史位置的真正含义。那么，王国维之说愁为什么能够离开李煜就能回落了，李煜的词并不消灭亡国经验，只是把亡国经验转化成了失去与不可返回，由于时间，记忆，身份改变，这些形式不再只属于帝王，所以后来的人能够进入。

七夕，我们为什么还要读李煜？#

1954年，毛泽东曾作《浪淘沙·北戴河》。上阕还是巨大的水“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下阕转入历史“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最终“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把这最后一句与李煜放在一起，两个相隔近千年的“又”好像可以比对：自然界都在重复。李煜的东风又来了。毛泽东的秋风也“今又是”。可是两句词对于“又”的回答完全不同。李煜的故国不可回，毛泽东却是换了人间。在《虞美人》中，变化发生在主体身上，“只是朱颜改。”这是一个被动的动词。世界没有按照李煜的愿望改变，是李煜被世界改变。现实中的他没有力量使时间逆转。但在《浪淘沙·北戴河》里“换了人间。”“换”所指向的，不是个人被历史改变，而是社会历史已经发生了人的实践所参与的巨大变化。于是两句话之间差别十分明显了：“又”属于自然，“换”属于历史。自然可以循环。历史却不是简单循环。

从这里，我们也许可以提出一种实践的结论，否则仿佛看到李煜便轻率地下一个“消极”“颓废”“没落”的判词。毕竟李煜的故国不能回来，他就承认它不能回来；而现实的历史失败已经发生，就不能靠精神胜利法把它改写成没有发生。在这一点上，李煜无愧诚实。他从没有在《虞美人》中制造奇迹，称呼总有一天我还会回去，也没有幻想雕栏玉砌终将重新属于我。只有“一江春水向东流。”问题只在于，一旦我们认识不可逆之后，是不是就只能把不可逆提升为宿命？我们今天读李煜，没有理由把他的处境变成自己的哲学。他不能改变的，不等于人永远不能改变。这就是所谓“改”与“换”的根本区别。人应当不只是观看历史之水如何从身边流过。这便是一种实践的诗学，承认条件并非任意选择，承认失败与死亡的真实性，但同时拒绝把客观条件解释成永远。一句话，不可逆，不等于不可改变。过去不可逆。未来却尚未完成。这是读李煜之后，笔者必须继续写出的下一句。

所以，到了最后，也许应该重新回答开头的问题：为什么七夕适合读《虞美人》？我相信读者朋友不会因为史学的功夫已经百分百证明李煜恰恰生于这一天、死于这一天，更不会因为宣布《虞美人》就是是李煜的“催命词”。没有这么简单。 文学告诉我们，七夕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相信时间能够带回一次重逢，李煜却站在另一种时间里，只有他的“往事”不会回来。因此七夕读李煜，真正读到的并不是一个帝王传奇。而是生命中所有没有鹊桥的东西，哪些我们失去的青春不会回来，死去的人不会回来，已经发生的历史不能撤销；也使我们明白一个被自己伤害过的人，也未必永远等在原地；有些别离没有明年；有些错误没有重来。《虞美人》首先要求我们诚实地承认失去。

但如果到这里就结束，我们还只能停留在李煜的小楼之中。因为现实不是拒绝悲哀，不是说既然失去了，一切便都没有意义，也不可能只要怀念得足够深，旧世界就会回来。真正的实践恰恰从两种幻觉都破灭以后开始——已经失去的，不会因为我们拒绝承认而回来；尚未出现的，却可能因为人的行动而来到。

世界年年重来，人不能。也正因为人不能重来，我们才更有责任决定，要把这唯一一次生命，交给怎样一个尚未完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