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文字学与石刻文字特征说#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最早在《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一文支持石刻为真，后来又发文《再论昆仑石刻》修正其论据。他将石刻中的28个字与其他秦文字资料比对，如秦阎良刻石、秦宗邑瓦书、秦签署陶文等，涉及石刻、玺印、竹简、封泥、陶文不同载体，认为“字体特征符合度高达100%”，时代特征明显，风格统一。

刘钊还根据石刻高清照片对“廿六”与历法不符的质疑提出新释当为“卅七”，“卅七年三月己卯”即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初二（公元前210年3月27日），与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吻合。此外他认为在没有先秦典籍相同文本可供仿照的情况下，构拟出如此符合秦代文风、语法规范且内容与史实暗合的文字是极其困难的事。⁴

《金石研究》主编张志敏也对释读进行修订，认为“臣”字应释为“田”字，理由是仔细观察可见“田”字之“口”完全合围，里面“十”之竖笔呈贯穿状。“田翳”即五大夫之姓名，可能是东方齐人。他还指出“方士”之“士”应为“支”字通“技”或“伎”，“方伎”即方技之士，在文献中常见。最后他提出“廿六”误读是引起质疑的关键，而“卅七年”的确认使历日问题得以解决。⁵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黄杰则从语言学角度论证“采药”一词的合理性。因《史记·孝武本纪》《史记·封禅书》均可见“采芝药”的说法，而无论“芝药”是定中结构还是并列结构都说明西汉语言环境中存在“采药”表达。“采”和“药”作为动词和名词，搭配在语法、语义上都没有问题。他批驳了“药”指人造物因而不能“采”的观点，认为“药”字从“艸”，本义即可治病的植物，此可见《墨子·贵义》将“药”解释为“草之本”。⁶

2、刻制工艺与技术说#

物理学博士李跃林从刻字技术演变史角度举证，认为观秦汉以来刻字技术的发展，秦至西汉初期采用“平口刀平入法”，这种方法简单粗暴，线条两侧易崩裂，无法精确控制刻制效果。

东汉中期后发展出更复杂的“平底法”和“双刀法”才产生了清晰的字口和良好视觉效果。东汉以后形成的书刻理念追求石面和拓本视觉效果影响后人只用他们掌握的先进技术来制作石刻，不可能“返祖”使用原始的平口刀平入法。

对比西安阎良出土的秦代石刻李跃林主张石刻使用的正是秦“平口刀直接入石”的单刀刻法，其形成的U形字口、线条两侧因受力而产生的细微崩裂、以及笔画转折处的提刀痕迹与《阎良石望》刻石和西汉早期墓葬塞石的特征高度一致。⁷

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副教授冯立补充了刻法的细节观察，认为单刀平铲法受石质软硬影响，线条底部有锉痕与边缘崩裂，与秦诏版、秦简的刻制特征高度一致，并说如果是伪作，作伪者必然参考同时期资料，为何不按“标准品”而要采用如此“未见”的随形布局？明显的“不规范”反而是作伪者不会犯的错误。⁸

3、历史情境与可行性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易华从神话动机、医药传统、交通技术等论证秦赴昆仑采药的可行性。一则战国至秦汉时期“昆仑”与“蓬莱”为两大并行仙山体系，《山海经》《楚辞》等载昆仑为西王母居所，有不死树、不死药。《史记·秦始皇本纪》则记录了秦始皇三十六年出现了“荧惑守心”天象，加上“今年祖龙死”的谶语，这些促使秦始皇在三十七年四处“游徙”并派人采药。二则西北羌人有药物采集传统。三则秦人养马及车辆制造技术居世界前列，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可以证明秦人在技术上具有抵达扎陵湖的可能。⁹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郭涛则分析“羌中道”论证秦交通。《史记》载秦地“西至临洮、羌中”，羌中虽在徼外，但秦与羌中存在长期交往。“羌中道”应为当时中原与西域沟通的桥梁，与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并行。石刻的发现可以说丰富了羌中道的历史和意义。¹⁰

敦煌研究院的米小强则从秦与西羌关系入手分析了秦使团西至扎陵湖的可能性。他先梳理了从秦厉公时爰剑逃亡、秦献公“威服羌戎”到秦始皇时期羌中臣属的历史，认为秦始皇三十三年“西略氐羌”后，西羌臣属程度大大加深，可为采药使团提供帮助。他还申论秦始皇二十六年的临洮“见大人”事件可与昆仑仙人产生联想，这可能是导致秦始皇遣使西行的动机之一。¹¹

4、考古与田野调查说#

长期从事青藏高原岩画调查的探险家周行康以其实地调查的经验断定石刻风化特征为真。他比对了位于青藏高原不同海拔、不同年代的周举例嘎青岩画、野牛沟岩画、布由岩画、热帮沟藏文石刻，分析其间刻痕与岩石裂缝的关系、刻痕风化的特征以及深色风化物的分布，认为就刻痕风化特征看，刻石可排除近百年内创作的可能性，石刻总体符合距今两千年以上的特征。他还反问“对于石刻造假的猜测，如何在新刻之后模仿长期风化造成的每一笔画上诸多细微的物理性状变化细节？又如何制造出刻痕内部长期风化导致的紧密附着物”？¹²

河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汤惠生也举例青海海西州野牛沟岩画（距今3200-2000年），认为岩画刻痕同样清晰新鲜，说明在年降雨量300毫米左右的干旱地区，刻痕腐蚀程度主要取决于降雨量和石质，而非简单的时间推算。《穆天子传》等文献可以论证远游求仙、勒石纪功的传统至少从周穆王就开始，秦始皇效仿前代有历史依据。¹³

国家文物局曾于7月组织考察队入青海考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建林是其一。基于对刻石的现场观察与记录，他认为刻石历时久远，可以排除近现代凿刻的可能性。通过逐字观察字形、刻痕、岩面状况，他赞同刻石使用了平口凿工具，并说采用了斜平凿和斜侧凿两种方式，上半部多为斜平凿，下半部多见斜侧凿，原因是下半部距地表太近，动作受限。张注意到刻石所在岩体是该区域唯一适合刻制的垂直岩面，并说刻石附近地势平缓、水源充足，推测采药队伍返程途中在此歇息，环顾四周选择合适岩面刻铭纪念的可能性较大。¹⁴

5、文献与历法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占奎对历日论证有较为新颖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是伪作，必然要与《史记》载“七月丙寅”（秦始皇崩于沙丘）匹配。但通过干支推算，“十月癸丑+三月己卯+七月丙寅”在三十七年无法自洽。根据周家台秦简历谱，三十七年七月并无丙寅日，七月丙寅本身存在错误，而石刻的“三月己卯”恰好与周家台历谱吻合（三月初二），证明刻石者使用的是真实月相，并非据《史记》推算得出。而在1993年周家台秦墓发掘前，作伪者根本无从知晓真实历日，如何敢与司马迁“叫板”？¹⁵

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姜生通过高清照片发现了“夫=”合文顶部的“+”部分刻痕，认为这种标准的秦篆“大夫”合文写法符合《岳麓书院秦简》的字形特征，在里耶秦简、睡虎地秦简乃至楚简中均有实例可循，是战国秦汉时期常见的省写方式。除此之外，他还修订释读为“二百五十里”而非“一百五十里”，认为岩石立面顶部粗糙边缘的刻痕反映了刻工的实际困难，并非刻意为之。¹⁶

6、书法说#

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丁万里从书法史角度辩护，认为把石刻与泰山、琅琊等官方刻石比较不公平，因后者是皇帝亲巡、李斯书丹的国家工程，而“昆仑石刻”只是五大夫率队的记事性题刻，人员、规模、环境都不可同日而语。对比秦诏版、秦封泥、秦简等不同载体文字，石刻某些字的笔画特征（如“藥”字下部“樂”、“月”字）与秦公大墓石磬文字高度相似，横画弧度等细节体现出秦代篆书特征。¹⁷

冯立补充了书风的时代分析，指出秦文字在金、玉、石、陶、木、帛不同载体上本就存在风格差异，但时代特征和书写广度是统一的。峄山刻石、琅琊刻石是国家工程，由李斯书丹，而“昆仑石刻”是五大夫率队的记事题刻，两者不可比。石刻与峄山刻石的“似与不似”恰恰反映了秦文字的真实面貌，不能以玉箸篆为标准来衡量秦人的真实书写。⁸

7、出土文献印证说#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谢坤从里耶秦简提供了旁证。里耶秦简7-105载“求药天下其县所有”证明了秦始皇的求药活动是纳入国家行政体系且在全国郡县施行的国家工程。简9-1305+9-1739“都乡黔首毋良药、芳草及它奇物者”，说明了秦始皇的求药活动是由皇权主导、基层执行、目标明确的全国性系统工程，是依托郡县行政体系形成的组织严密、路径多样的庞大求药网络。简12-1324“琅邪献昆陯五杏药”则是直接证据，因其中“昆陯”的写法与石刻一致，而该简至今未正式公布不可能被现代造假者知晓和抄袭，“采药昆仑”不是孤证，石刻与里耶秦简足以形成互证关系。¹⁸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副教授姚磊则结合北大藏汉简《赵正书》说明“卅七年”在秦始皇统治年间的特殊性。《赵正书》载秦始皇“谓左右曰：天命不可变欤？吾未尝病如此……吾自视天命，年五十岁而死，吾行年十四而立，立卅七岁矣。吾当以今岁死，而不知其月日，故出游天下，欲以变气易命，不可于欤？”。这可与石刻以及《史记》相关记载形成印证，可见“卅七年”是秦始皇自认天命期限的一年，“五大夫翳”在昆仑采药有现实可能性，符合秦始皇在生命终点前的挣扎与执念。而所谓有“车”随行，“二百五十里”的距离则是由于“卅七年”秦始皇正在巡行远离关中，“五大夫翳”在昆仑采药后势必需要计算路程。¹⁹

1、书法风格与章法质疑#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刘绍刚从书法角度提出三大质疑。其一是行气问题，石刻明显没有行气，字的大小极不均匀且不合理，与秦石刻、秦诏版乃至秦简的行气传统完全不符。其二是疏密问题，“皇帝”二字中“帝”字过小，“采樂”二字中“采”字过大而“樂”字极小，同样部首写法不协调。其三是横画笔势，横画或直或弯，在一个字中混杂不同笔势，如“車”字起笔横和中间横平直，末笔横却向右上行笔，这种混乱的笔势在秦书刻文字中不会出现。他引述董珊教授意见说：《里耶秦简·更名方》规定“皇”字“白”形横画与边框不连，作悬中一短横，而石刻“皇”字短横与边框相接，不符合秦统一文字后的规定写法。²⁰

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衣雪峰提出“书风与场合不符”的质疑，认为秦代不同书体对应不同使用场合，场合越庄重，书体风格越严谨。石刻既提到“皇帝”，属于极为庄严郑重的场合，就应该有纵横界格，字形统一，笔势协调。而石刻没有纵横界格，纵横秩序松懈，与应有的庄严郑重不符。文内还列举“皇帝”“大夫”“廿六（卅七）”“年”“三月、己卯”“到”“前”“里”等字，认为混用了秦石刻、秦诏版、秦简、秦印、东汉《袁安碑》甚至近代篆书的写法。²¹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祝帅还提出“魏晋新体”质疑。他注意到石刻中出现了横画向右上倾斜的“左低右高”、“重心上提”、“中宫收紧”等魏晋以后才出现的书法特征，与秦篆追求平正安稳的审美截然不同。例如“陯”字的“阝”旁三个“口”挤在上二分之一处以突出竖弯钩的飘逸乃是隶变之后才出现的处理方式；“里”字压缩上部“田”字却留出大量外部空间，“车”字呈“一、田、一”结构中间最小、底部最长，这些都是魏晋新体乃至宋元篆书、清篆的典型写法，是受楷书结字习惯反向影响的结果，不可能出现在秦人笔下。²²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蔡大礼指出石刻所用篆书实为玉箸篆，而非秦小篆或李斯篆。玉箸篆是唐李阳冰开创的风格，强化了线条清、匀、净的特征，追求极端理想化的审美，与秦篆有古朴厚重、具有书写韵律的真实面貌有明显差异。蔡怀疑石刻是以峄山刻石玉箸篆摹本为蓝本，而峄山刻石已确定为宋郑文宝据徐铉摹本重刻，字体内反映的是唐宋人对秦篆的理解，而非秦书原貌。²³

2、历日时间质疑#

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院长曲安京最初提出了历日不合的质疑。根据里耶秦简《更名方》和秦《颛顼历》，他复原了秦始皇二十一至二十九年三月朔日干支，认为只有二十二年三月乙亥朔和二十三年三月己巳朔符合条件，“廿六年三月己卯”无法与《颛顼历》吻合，仝涛所释读的“（秦始皇）廿六年三月”，其月份的朔日干支应为“丁巳”，该月绝不可能出现“己卯”这一干支日。由此他批评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采用“年中置闰”的推算方法缺乏史料依据，而里耶秦简明确记载的“廿六年三月壬午朔”证明饶历对秦始皇二十六年的安排有误。²⁴

约莫同一时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在其公众号“辛德勇自述”表示怀疑，谓“高度怀疑乃今人伪刻，这是石刻造假新’高度’”。²⁵辛德勇完整的质疑笔者尚无法得知，但据德勇先生零碎的文字可见他提及的“廿六”改“卅七”的问题，谓造假者应初据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编出“廿六年三月己卯”日期，但里耶秦简实际用例告诉我们该年无闰二月，故三月应以壬午为朔日，在己卯后三日，该月自无己卯日。作伪者在经人指出干支不符后，改“廿”为“卅”（中添一竖），并将年份读作“卅七”，这样该年三月戊寅朔，己卯在初二日，干支始不再牴牾。德勇先生调侃：假若下部图片不是人为PS，而确是近日拍摄，那么作伪的水实在太深、也太浑了。²⁶

赵江红2018年曾提出不同出土地的秦简所记朔日干支不同可能是古六历关于具体朔日的一日之差，一般不是误算，而是时差在各诸侯国历法上的具体反映。³⁰

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宗迪亦很早质疑石刻时间推算。据他微博发言：《史记》载秦始皇26年灭六国、始议帝号，若石刻记载五大夫26年3月到达河源，参照元代都实探河源的行程（4月从临夏出发，经四个月方到达河源），秦人出发最晚当在始皇25年的冬天或秋天，此时嬴政还没有称皇帝号。远在黄河源的五大夫如何提前预见到秦始皇称皇帝？况且河源地区气候寒冷，冬天冰天雪地，道路难行，沿途粮草供应更是问题，元代的都实选了初夏四月出发，历经整个夏天方到达河源。秦代方士专门挑寒冬天气上路去河源采药，“是去采冬虫夏草呢？还是去送死呢”？³¹

绍兴文理学院教授俞志慧后来从文本细节提出多项质疑，认为“采药”作为涉及皇帝健康的隐私，五大夫怎么敢刻石昭告天下？刻石违背了“寡人有疾”的避讳传统。此外，横画笔势的混乱、“年”字的剥蚀状况似在剥蚀后刻制、字体大小比例的不协调等指向可能的作伪。³²

3、地理环境与发现过程质疑#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王乃昂从地理学角度提出五点疑问。其一岩性：石刻所在地层为砂岩而非玄武岩，砂岩不耐风化，与长期保存矛盾。其二交通：“车到此”在高寒气候、生产力不发达的秦代是小概率事件。其三地衣缺失：刻面、刻痕、凹穴均未见壳状地衣，无法通过地衣覆盖证明其为古代遗存。其四明度差异：字体之间存在明度差异，“月”“到”二字刻痕明显较新。其五风化矛盾：砂岩不耐风化，秦泰山、峄山刻石（玄武岩等硬质岩石）已严重风化难辨，而此石刻却相对完好。³³

四川师范大学国家文化公园研究中心主任李小波则从历史地理角度质疑昆仑山地望，因昆仑所在在历史上不断西移，最早出《禹贡》的“织皮昆仑”（陕西东部）、《穆天子传》的昆仑（可能在中亚），后到汉武帝钦定的于阗南山，隋唐的阿尼玛卿山，清代的冈底斯山。秦始皇按《史记·封禅书》确定的天下名山，西部最远到岷山，扎陵湖所在位置远超秦始皇天下名山的西部边界，不符合秦代的地理认知。³⁴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王社教详细梳理了元都实（1280年）、清康熙拉锡（1704年）、清乾隆阿弥达（1782年）、1952年和1978年的五次官方河源考察。谓1952年考察队在扎陵湖出口详细记录了河畔、山腰、山顶的佛像和藏文石片，历时2个月，却未发现此石刻。1978年考察组召开17次调查会，访问129人次，仍未获得任何相关信息。由此质疑石刻位于进藏大路边、位置显眼，为何长期未被发现和记载？³⁵

对刻石地理学的判断除了分量很大的学者提出，亦可见到不少社会声音。辽宁的“汝南玖钧”有一帖子指出刻石某些笔画呈现软软的打弯和螺丝状旋转螺纹，不符合刀凿特征，反而像是手电钻碰到硬质出现抖动所致。此外字口之内几乎没有水流侵蚀形成的牛毛纹，而岩面的牛毛纹竟能越过字口顺下而不改道，说明大自然的风雨雪霜还未来得及改道。某些崩解绺裂的茬口还新旧不一，与刻字顺序存在逻辑矛盾。³⁶

文脉云的刘毅亦有十大疑点文，谓半“日”不能直接肯定为“昆”，更不能直接确认仅失一字；“陯”可以肯定并非“仑”，更可能为“隃”，意为远地。秦历三月或为今十二月，深冬时节人不可能进入扎陵湖采药，且秦始皇遣使向西“采药昆仑”无任何文献记载，秦始皇不视“昆仑”为“仙”山而是“神”山。这些疑点可总结为石刻年代考证过程疑点重重，时间模糊、地点不明、断代草率，在先秦条件下“乘车前往”亦几乎不可行，用秦代石刻证实唐代河源考证无异于多此一举。³⁷

4、文本内容与逻辑质疑#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晓峰质疑刻石的求药动机，因秦始皇求药的逻辑是“不死仙药—帝王—方士—神仙世界”，徐福等方士通过海市蜃楼构建了蓬莱仙境，能“虎口拔牙”不断从秦始皇处获取资源。如果五大夫翳真的去昆仑采药，他们凭什么判断扎陵湖畔就是传说中的昆仑？既未遇到珠玕之树，也未见西王母，在荒凉之地刻石的原动力何在？难道是为了纪念失败？³⁸

上饶师范学院教授李豪也提出了三个疑点。一是对比北宋《金石录》，秦代石刻十分罕见，仅著录4处秦刻石，而北宋摩崖20余处、唐代摩崖47处，远在秦境外的此石刻却保存完好，令人生疑。二是“五”字下方已有缺损，而“臣”字下方完好，缺损边缘平整，不符合自然风化规律。三是行文上“翳”字自称出现三次，违背古汉语常省略主语的习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车到此”一句中，“以”后接两个宾语，语法结构别扭。³⁹

5、里耶秦简与“东昆仑”说#

前面提到的文脉云刘毅据《山海经》载认为实有两处昆仑，即一般所言的“西昆仑”和较少提及的“东昆仑”。《海外南经》中“昆仑虚在其东”和“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的记载可以结合考古学证据推测出今淄博市淄川区应存有一个昆仑镇，正好位于东边岳石文化崛起地和西边龙山文化核心区的交汇之地。里耶秦简“琅邪献昆陯五杏药”的解释应为：琅琊台附近的“昆仑”采得“五杏药”，于是在琅琊台刻石大典上和生鲜“秋鰝”一起进贡给皇帝。尽管没有直接解读石刻，但对里耶秦简的故事新解比从扎陵湖采药再远赴五千里至琅琊台献药的故事合理得多。⁴⁰

1、昆仑地望的讨论#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叶舒宪在讨论中提出“四重证据法”和昆仑地望演变的“三代论”，认为相比书证，更加确凿的证据是物证，围绕石刻展开考古调查或试掘才能还原史实和逻辑。叶确认先秦昆仑的唯一可求证物证是“是否出产优质玉石（透闪石）”，而非河源或西王母所在。他还提出古人昆仑观演化的“祖辈—父辈—孙辈”模式：祖辈昆仑（先秦至西汉）指马衔山、祁连山玉矿；父辈昆仑（汉武帝至清中叶）指和田昆仑山；孙辈昆仑（现代）指巴颜喀拉山。按他的见解，即使石刻为真，也只能证明青海是古昆仑山所在地之一，而非唯一所在。⁴¹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学书力主“昆仑应指西蜀岷山”。他从《山海经》“昆仑为帝之下都、载天之山”“河出昆仑之北”、三星堆遗址青铜神坛的三层四方形结构以及《神农本草经》记载，谓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指向岷山才是“昆仑”，秦始皇派韩终赴岷山采药有明确记载，而无派人赴黄河源头的依据。⁴²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宏伟从语言学分析“昆仑”含义，认为“仑”（陯）本义是“山阜陷也”，即沟谷地貌，“昆”义为“众多”，“昆仑”即“众多沟谷”，最初指陕北陇东黄土高原。随着黄帝系先民西迁，类似地貌也被称为昆仑，这是先秦时期昆仑不止一处的缘故。⁴³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武锋引王应麟《困学纪闻》，说明古代学者很清楚昆仑山有多个地方，存在虚实并立、一名多义、一名多地现象。即使石刻为真，也只能说明青海是古昆仑山所在地之一，“实证”古代昆仑地理位置的说法不够严谨。⁴⁴

文脉云的王岸柳的昆仑演化的六阶段论似乎更有意思，他认为昆仑起源于大型祭祀和庆典，与“坛庙冢”实体相伴而生，只有石峁古城这样的大城建成后，后世华夏第一神话体系意义上的昆仑才真正出现。石峁古城从BC2200年代皇城台始建到BC1600年代彻底废弃，昆仑实体空间投入使用历时约600年。某些利益相关者格局逼仄、认知低下，为说源头强出头，生造一个“采药昆仑”石刻以作“人文河源”之铁证，始则勉为其难，终必无功而返。⁴⁵

“昆仑”演化六阶段一览表⁴⁵

2、“采药”的流变与刻石的性质#

胡文辉提出“采药”一词晚出说，谓“采药”不见于先秦及《史记》，最早出现在《汉书·郊祀志》西汉谷永的话中，而此时距秦统一超过二百年。“采”指采集自然物，“药”指人造合成物，在古代的本义更多指经人工炼制的丹砂、金石之物，而非可在野外“采”撷的草木，“采药”搭配语义矛盾，“采药”作为固定词语的形成是一个过程。⁴⁶

不过黄杰⁶、郭郑瑞⁴⁷、蒋波⁴⁸等进行了反驳。黄杰说《史记》中“采芝药”无论如何理解都证明西汉语言环境中可以有“采药”；⁶郭郑瑞根据汉代铜镜铭文“采芝草”、东汉画像砖中的西王母与灵芝的组合等论证了秦汉普遍流行以灵芝为元素的长生愿望，“采药”表述有深厚的历史背景。⁴⁷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樊波成还从文体角度重新定性石刻，认为石刻既非庄重典雅的“铭”，也非随意的“到此一游”，而是具备行政效用的行程记录文书。秦的行政体系要求人员和物资行踪需记录并“剖符刻券”相互印证，昆仑使团身在境外无人交接，故将本应隶写在简牍上的行程记录转而篆刻到石崖上，以备未来查验。出于场景无奈，其文体不追求庄重典雅，书写者和刻工出自随行医巫工匠，造诣有限也在情理之中。⁴⁹

3、秦代交通与地理认知#

关于秦代是否具备到达扎陵湖的能力也有对立的两派。

侯光良列举清福康安（1791年12月-1792年2月，冬季50天）、普尔热瓦尔斯基（1872年12月-1873年2月）、邦瓦洛特（1889年11月-1890年2月，严冬3个月穿越无人区）等案例来说明高原旅行四季皆可，且冬季地面冻结反而利于快速通行。据他推算，采药队从咸阳到扎陵湖1500公里，每日20公里需两个半月，若三月己卯（农历约4月中旬）到达，出发时间应为二月初，符合高原旅行季节，也符合春季植物萌芽的采药需要。⁵⁰

有东洋史学背景的鹤间和幸则从东西轴线角度提供了卫星影像证据。根据卫星影像显示，秦南北轴线与东西轴线（秦经线比现今子午线偏东约1.4度），石刻向东与始皇帝陵、洛阳城、秦东门均呈一字排列，谓“令人惊叹的奇观”难以解释为巧合。⁵¹

相反，长安金石学社副社长鲍强⁵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⁵³等则质疑交通可行性。鲍强认为高海拔地区冬季“车到此”面临弃辎重、减员、物资消耗殆尽等难题；⁵²李凯则借唐武曌投龙简重新解读“车到此”，认为车中可能载有投龙之物与玉帛，并非简单的交通工具。⁵³

4、“五大夫”官职与使团规模#

传统认为“五大夫”是在秦二十等爵中居第九级，相当于县亭长，负责地方治安、征发徭役。寻找昆仑或河源甚至求不死药这样重大的任务，地位不亚于张骞出使西域，又怎会交给如此低级别的官吏？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以秦封泥佐证，谓秦封泥中有“西方谒者”“西方中谒”“西中谒府”等职官，说明秦设有专司负责“西方”宾客事务，秦与统治区域以西交往有相当规模。秦人刻石传统乃是来自西方，刻石当为秦与西部互动的明证，故他建议将石刻定名为“秦五大夫翳刻石”。⁵⁴

5、神话学与文化史论#

曲阜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客座教授董金社分析了秦汉地理观念的演变，指出昆仑从原始宗教的“天下之中”，到战国邹衍构建的神话地理空间，再到汉武帝定位于阗南山，经历了从虚到实的转变。秦处于神话与现实共存的阶段，“河源、玉石”叙事尚未成型，“方士+采药+昆仑”才是当时的核心逻辑。理解“采药昆仑”应从秦代地理观念出发，而不能用汉武帝以后的认知“以今框古”。⁵⁵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付邦则梳理了昆仑山地理位置的判断依据流变，认为古人确定昆仑山位置的依据有河源说、玉石说、西王母信仰说、高大磅礴说、“地首”龙脉说等，这些依据本质是“以现实局部性比附神话”。而千年以来昆仑山地理位置始终变动不居，与其执取某一具体山岳为真正昆仑，不如将昆仑视作承载古人地理秩序想象的文化符号。⁵⁶

6、学术方法与规范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郭郑瑞在讨论汉代铜镜铭文“采芝草”时讨论了“二重证据法”的局限：由民间工匠刻铸的铭文虽不见于同时期史籍，但都是真实历史的组成部分。历史文献由部分精英书写，而考古材料则反映更广大民众的多样表述。传世文献与考古材料之间存在一般与特殊、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因传世文献没有记载某个词语就质疑考古发现不一定合理。⁴⁷

樊波成亦指出秦汉行政文书如《里耶秦简》记录的大量日常事务、行程轨迹，绝大多数不见于《史记》等正史。“采药昆仑”作为行程记录文书，符合“《春秋》之法，常事不书”的传统，无需特载于史。相反，徐福等谎称有“大鲛鱼”阻挠，东去求药无果但无法验证的荒谬之举反而被司马迁记载以说明始皇晚年的荒唐。⁴⁹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子今则提醒学界注意清代文献中的“昔人所刻篆文”。他发现许鸿磐《方舆考证》、《大清一统志》等载“马尼图山”“尼马涂山”在鄂陵湖东北120里处，“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或“昔人镌刻汉文”，虽然其具体位置和内容不详，也无篆书释读，但值得怀疑扎陵湖周边在清代甚至更早有刻石传统，石刻长期未被发现是正常现象。⁵⁷

据王子今文内“昔人镌刻汉文”的文献记载整理。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副研究员吴毅强则从金石学史论证，他列举失踪近千年后于2004年重现的何君阁道碑、2017年重新确认的《燕然山铭》、2025年新发现的皇帝北巡之碑，说明重要石刻长期湮没后重现是常态，不能因“史书无载”或“长期未见”就否定文物真实性。⁵⁸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白军鹏在讨论“书风”标准的把握问题时也指出书法艺术风格判定具有较强主观性，对于非“一眼假”的材料，“书风”效力有限。他列举“家谱刻辞”和“雒阳武库钟铭”的真伪论争，称即使著名学者如胡厚宣、于省吾、辛德勇、郭永秉，对同一材料的书风判断也可能截然相反，不能过分依赖书风进行微观分析，对待石刻应当综合多方面证据。⁵⁹丁万里¹⁷和冯立⁸也有类似提法。

1、官方的定性证据太弱#

分析官方公布的证据，比较有价值的是“经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刻石文字可见明显凿刻痕迹，采用平口工具刻制，符合时代特征。经矿物和金属元素分析，排除利用现代合金工具凿刻的可能。刻痕内部和刻石表面均含有风化次生矿物，经历了长期风化作用，排除了近期新刻可能。”⁶⁰但光是这句话就有许多疑点。其一，确认石刻“不是现代合金工具”所刻，但是也存在作伪者使用非合金工具的可能，这句话最多是排除了所谓电钻凿刻的说法，这里的结论也适用于所谓“符合秦代的时代特征”。中国文物造假自古有之，20世纪敦煌壁画被发现之后一时兴起搜集敦煌遗书之风，当时罗振玉、叶昌炽在编纂《敦煌石室遗书》时，就混入了一些伪品，说明以前的造假者水平就非常高，毕竟造伪专门吃这碗饭的不可能水平如此低下。其二，“排除了近期新刻的可能”，近期是多久？近几日，近几月，近几年？显然，即使是有风化也只能证明不是近期新刻，并不能证明它就是秦代的风化物。官方定义如此语义模糊，自留余地，就连一个大概时间也给不出，很让人怀疑定性是否是有效？

除了前面提到的，就岩性说，仝涛文最早就定为玄武岩³，文物局后来说是“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但许多人如王乃昂很早就提出了对岩性的质疑。³³就维氏硬度来说，玄武岩330.9＞石英砂岩312.2＞石灰岩149.7。⁶⁴钢的维氏硬度为120-900，铁的80-600，铜的为45-100。但钢约莫东汉才炼出，秦人的铁凿子多为灰口铸铁， 约180 - 250 HV，秦人如何能凿动要用钢工具才能刻字的玄武岩？

此外，照片显示的岩石呈黄灰色或黄褐色，可以识别出应是沉积岩中灰白色风化的泥粉砂质泥岩或灰褐色风化的粉砂质泥岩，我未曾见识过名称“玄武”的岩浆岩呈现如此黄色。

石刻为何长期没人发现的问题，王社教最初说1952年、1978年两次官方考察都未发现，³⁵但周行康说基层文物部门人力资源有限，遗存调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¹²侯光良则说“不起眼”。¹《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说1986年前后当地土地主人多杰南杰就看到过这一石刻，但一直未引起重视，后来又对多杰南杰进行专访，但竟然看不到任何下文了。

总之，学术的问题应当尽量直观而详尽地传达文物的各项信息，官方既没有做好数据测绘，何必如此急切放出这样弱且持之无故的证据呢？

2、“卅七”年也许不能说明什么#

仝涛最初释读石刻的纪年为“廿六”³，曲安京指出该年三月无己卯日²⁴，有历日不合问题，刘钊⁴、张志敏⁵、杨德永⁶⁵等根据高清照片说“廿”字中间存在一竖应释为“卅”，“六”字左侧竖画实为岩体裂缝应释为“七”。这个说法后来为官方采纳。“卅七年三月己卯”即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初二，与周家台秦简历谱、饶历完全吻合。假如此说可通，石刻内容就可与秦始皇生命的最后阶段相契合，因此董金社⁵⁵、杨德永⁶⁵、姚磊¹⁹等说秦始皇三十六年发生了“荧惑守心”，乃是帝王死兆的凶险天象，加剧了秦始皇对死亡的恐惧和对长生的渴望，因此他疯狂地进行最后一次巡游并沿途祭祀、刻石、求仙，试图“变气易命”，所以这一年派遣使团深入传说中的神山采药是合理的。

但南开大学杨旭的《秦始皇末年“荧惑守心”问题再探》⁶⁶提到他根据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对火星运行的记载并以现代天文软件复原了当时的天象，证明了秦始皇三十六年并未出现“荧惑守心”，而在三十七年（前210年3月26日左右）3月末火星出现“守心”，7月火星顺行经过心宿出现“犯心（在心）”。因秦汉天文理论并不严格区分“守心”和“犯心”，二者有相似的星占意义。而把三十七年天象置于三十六年乃是汉人借天象表达天命的说法，因此《史记》罗列了三十六年“荧惑守心”、陨石刻字、沉璧再现等异象，营造出秦始皇天命已尽的氛围，而后秦始皇“变气易命”的种种努力最终徒劳，符合汉代天命论解释塑造亡秦历史的需要。根据这一点，我认为“卅七”年事实上完全不能证明后续的故事，因《史记》载三十六年的异象其实并不是事实，而即使秦始皇三十七年深感天象不合真的派出使团前去采药，根据时间推论，“卅七年三月”他们也不可能到达扎陵湖一带，可见秦始皇晚年的昆仑求药说并不妥当。

3、“昆仑”是神山而非仙山#

我特别注意到《山海经》的昆仑神话中，昆仑是充满神性的禁地。《海内西经》提到： “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⁶⁷《西山经》还说：“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⁶⁸，而先秦文献中“神”与“仙”有明确的区别，神指的是先天尊神、山川之神或祖先神，是天地的统治者。仙这个概念在先秦时期尚处于萌芽阶段，其字古作“僊”，许慎解“长生僊去”⁶⁹，意为迁徙、高飞，更多指的是通过修炼、食丹药等手段超越死亡、获得长生的人。

古人的“仙”和“仙山”的观念要在战国中后期才开始兴起，《史记·封禅书》说：“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 ”⁷⁰证明以齐国的方士为代表提出来一种新的方士神话体系，认为遥远的东方大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且山上的是“诸仙人，有“不死之药”。这与先秦古人把昆仑定为西部的第一高山又缺乏到达的可能性有关，古人无法逾越西部的地理障碍，只能将对长生的渴望投向渺茫的东海，寄希望于那些“去人不远”的岛屿。而西王母显然是神而非仙。

此外，汉代的《河图括地象》提到“昆仑山为天柱气上通天，昆仑者地之中也。”⁷¹说明先秦观念中昆仑乃是沟通天地之处。而《海内西经》说：“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⁶⁷可见昆仑乃是众神之地，有沟通天地的功能，而人类除了“仁羿”这样的英雄射杀了九个太阳才获得登山权利之外，绝无可能接近。况且按照《天问》的说法：“帝降夷羿，革孽夏民。⁷²”说明羿原来就是天上的神灵，乃是奉了帝俊的命令而下凡拯救百姓。即使把可能是战国成书的《穆天子传》记载的周穆王驾车西巡，最终“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⁷³的说法考虑上，那也是以人间天子身份去拜会神界的主宰，更况且又多是绝地天通后的对人神沟通的想象。又况且如《淮南子》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⁷⁴，连“羿”这样的英雄也得在西王母“请”药。 “请”是下对上带有恩赐性质的提出要求。而“五大夫”或是“方□”却用“采”，我并不相信他们在先秦人的观念中如此卑微的地位有可能登上昆仑并且不向西王母“请”光靠“采”就能完成任务。

凡人必须能够到达神山，才谈得上求取不死，更况且在先秦古人的观念中，即便是到达昆仑也不可能像在东方仙山那样。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先秦人对“长生”与“不死”的区分的确是存在的。总的来说，“长生”是一种量的延长，而“不死”是质的改变。屈原在《楚辞·离骚》中“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⁷⁵，说自己以巫官的身份进行远游，而他最终“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⁷⁶注意此处屈原在昆仑即便“食玉英”也只是“与天地兮同寿”，也就是长生。长生的字面意思是长久的生命，也就是延长凡人的寿命使其达到一个极致，如天地一样久远，实现的方法往往通过服食天地精华，保持人的形态和意识，而在人世间或近人世的仙境中长久地活着。庄子《逍遥游》曾有“神人……不食五毂，吸风饮露”⁷⁷的说法也可以证明，“神人”是通过“吸风饮露”摆脱凡人的生存限制，达到了“长生”。

而“不死”的字面意思是“不会死亡”，是摆脱凡人“死亡”的最终宿命来获得神灵般的永恒状态。要想不死只能通过神赐的“不死药”。如《淮南子》有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⁷⁴而彻底的质变后获得不死的凡人则要脱离凡间，进入神的领域，甚至其形态也可能改变。《楚辞·远游》就有“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⁷⁸的说法，意思是羽人住在昼夜常明的地方，那里是没有死亡的神人居所。而羽人显然有鸟喙，背上有羽翼的，与一般的人并不一样。

对于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帝，显然他更需要的能帮助他在人间“长生”的天地精华物，而不是服用会让他白日羽化飞升去遥远的天宫当寂寞帝王的“不死药”，而“樂”显然所指的是后者，这里又是一个值得斟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