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人案：我院李书记转林副书记文《发展党员不是“成绩竞赛”——一位学生党支部副书记的观察与思考》就大学生党员的选拔标准进行讨论，文章的一些基本观点与笔者不谋而合，但又欠缺论证，今就此问继续讨论。
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规定，团员有“参加关于团的工作和青年关心的问题的讨论”的权利。
引子
在大学里常常有同学讨论自己能否加入党团组织（中国共产党或中国共青团），也会有不少同学质疑自己为什么没有位列党团组织的名单。那么当我们今天讨论一个青年能否加入党团组织时，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什么？
是一张张漂亮的成绩单，是一份份“社会实践”的履历，是在学生会、社团中左右逢源的资历。同志们，同志们，你们说单看这些标准量化出的“成果”，就能作为这个青年“先进性”的证明吗？
标准问题的本质就是讨论我们究竟是在为哪个阶级筛选公仆？是在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培养坚定的战士，还是在阻碍全人类的解放？这是一个关乎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未来和我党我团组织路线的根本问题。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同志？我们的先锋队应当以何种标准来吸收新鲜血液？是看他耀眼的成绩，还是看他过硬的心性品性？
一、成绩考验绝不是第一性
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伟大的社会实践中来。我党我团的教育和选拔体系也不能脱离这三项实践。
一些人主张以成绩考察代替我党我团的教育和选拔，或者主张一切向成绩考验看齐。这种路线表现为两种具体的行动。
其一，把考试和考试成绩当成唯一的指标。必须承认，把考试作为一类选拔标准相较于任人唯亲的无标准有很大进步。但由于社会主义本质上的物质生产水平相对低下，人民的教育资源始终存在相对不均分配，把考试和考试成绩作为唯一的考察指标，往往只能是那些最适应考试，最懂得考试规则，乃至最适应无意义劳动的一部分人选拔出来。他们被选拔出来，不能证明他们心向劳动人民，而是只能证明他们最能适应并维护考试制度。
其二，用一套繁琐的形式主义代替党性大考，只讲流程不论效果。
政治考察不是“走流程”
以我党的入党流程为例，可以总结为“五个流程，二十五个步骤”:
这个程序设计的目的，是确保组织对每一个申请人都能进行全面、深入的思想和实践考察，为了保证党员的质量，其本身是必要的。党章规定党员的预备期为一年，其目的也是为了给组织足够的时间来继续教育和考察预备党员，同时给预备党员时间来进一步接受党的教育，在实践中锻炼自己。
但偏偏有的人错误地将程序要严格的要求和“时间够长、材料够厚”划上等号，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潭。他们把党课团课的学时、一年的预备期、定期的思想汇报、谈话等环节篡改成一个个需要熬时间才能通关的关卡，而不是实质进行考察。申请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他是不是坚持理论学习和运动实践相结合？他能不能在关键时刻勇于承担急难险重任务？这些最能体现觉悟和先进性的内容，反而被忽略了。
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看得出，这本质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习气乃至懒政。因为对一个人的政治品质、思想觉悟和现实表现做出准确判断，需要投入大量心血，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推心置腹的交流和深入群众的调查。这远比简单地收材料、照着模板写评语、按时开会打勾要困难得多。因此，为了规避辛苦，他们宁愿躲在程序后面，对程序负责，宁愿用毫无意义的时间消耗人的意志，而不是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负责。他们不是在考察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只是在管理一个冷冰冰的档案！
内容决定形式
我们还可以详细讨论一下这种做法背后反映的内容——形式的矛盾，所谓内容就是是否拥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否为了真心实意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所谓形式就是考察步骤、党课团课学时、成绩考察、谈话次数等等。我们知道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之一即内容决定形式。因此我党制定的这些入党步骤，第一性是把内容考察放在第一位的，形式的只是反映内容的形式！持有唯成绩论的人，不是把内容当成第一性的，而是把形式放到首位，用繁琐的条文和规章制度替代点到为止的考察，乃至用流程规训求取先进的青年，用走完流程代替考察“合格”。于是对入党入团的考察过程变成了材料闯关，入党成了一种积分达标的奖励，从根本上放弃对申请人是否真心为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的考察，不可谓不危险！
我党历史上有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战士证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敌人的破坏，党团组织经常遭到破坏，火速入党是常态。董存瑞1947年春，距离18岁入党年龄还差几个月就被部队党组织批准入党，《北京日报》报道过他的指导员郭成华回忆的董存瑞的入党誓词。
这个爱说俏皮话的嘎小子文化水平不高，入党誓词念不全，于是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上死记硬背宣读誓词，在“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之前，他给加了一句“我这辈子就交给党了”——这是一个战士对党忠诚的最朴素的表达。
如果以今天的标准看来，董存瑞不仅年龄不足，就连形式考察的成绩也是磕磕绊绊，但在战场上他喊出“同志们，趴下，快趴下”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如果说战争年代的简化“形式”具有特殊性，和平年代能不能找出这样的例子呢？当然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李郑军、徐红艳两位站长从被任命成站长到宣誓入党不足2个月，面对疫情面前的生死考验，他们哪个不是经受了入党动机、意志品质、担当作为的考验，哪个不是经受了群众的广泛认可。他们的入党完全是受到劳动人民的认可的，而不是受到什么条条框框的认可。
反而是不乏一些“优秀学生干部”、“青年标兵”，入党时积极要求进步，材料写得天花乱坠。因为他们熟谙体制内的游戏规则，懂得如何通过精美的“形式”自我包装，将入党和进步视为获取政治资本、谋求个人晋升的敲门砖。令计划如此、万庆良如此。同志们，要对党和人民负责，而不是对程序和材料负责啊！
笔者举出火线入党和“大老虎”落马的例子从来不是为了取消程序，取消流程，取消成绩的意义，笔者也深知火线入党也需要经过上级组织的批准，也只适用于极度困难的环境下，成绩至少也是一段时间内对人民有益的功绩。但这些例子贯彻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内容是主要的，形式是次要的”这一客观规律。因为如果任由唯成绩论、唯形式论者充斥我们的组织，其结果就是，这不是我党我团最鼎盛的时候，反而是最虚弱的时刻！
我最后再说一遍，如果您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你就应当赞同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从一个人的世界观和阶级内容来考察一个人是否符合党员团员的标准，而不是近乎于偷懒地依赖于制度，甚至离了制度就无能为力，连一根手指也抬不起来！
在纪律和工作中锻炼的心性品性是第一标准
那么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应当以什么为吸收新成员的第一标准呢？列宁同志早就给过我们答案。
在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与马尔托夫在党章第一条的问题上展开了斗争。问题的核心在于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党员？马尔托夫认为，只要口头上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协助党，就可以成为党员。列宁批判马尔托夫对党员含糊的定义，认为一旦如此就是要把党变成一个松散的俱乐部、一个各色人等聚集的机会主义者温床。
列宁坚持党员除了承认党纲和物质支持外，党员的身份要在实践中去实现党的观点。也就是说，党员必须接受组织的领导和考验，接受革命纪律的约束和改造，在共同的工作中和同志们锻造出钢铁般的联系。笔者将这种联系概括成在纪律和工作中锻炼的心性品性。请读者不要误会，这绝不是唯心主义者所称的抽象的道德品质，而是具体的、受得起实践检验的内涵，它具体表现为三点：
第一，承认党的纲领和路线，但这绝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承认。党的政治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是党与非党的最大区别。只有对原则性问题达成一致，党才能赖以生存。反过来说，作为一名党员也好，团员也罢，必须在事实上与党在这些问题上保持一致，主动接受党的路线和组织原则。列宁同志当然还意识到世上有许多乐于讲空话的口头派，除了讲空话以外什么也不能做，甚至是表面赞同，背地里破坏组织原则。因此，判断一个人心性品性是不是符合党性的，还是要看怎么做而不是停留在怎么说。也就是说，作为一名党员，仅仅口头上表示支持党的路线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该在实践中实行这些观点，实现这些观点。
第二，必须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从事工作。这是列宁同志在同马尔托夫斗争时，就党章第一条所捍卫的根本原则。为什么要如此坚持？因为思想的统一，来自于行动的统一。然而马尔托夫竟认为这个条件是多余的，并在自己的条文内加进了“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亲自协助党”这样含糊的话来代替。参加党的组织，就意味着要参加共同的工作，接受党的领导和考验，接受组织纪律的约束和改造，而人只有在共同的、有纪律的义务劳动中，才能改造自己的思想，清除个人主义、散漫习气。离开组织的共同工作，思想改造就是一句空话；不受纪律的约束，个人就永远无法从自发走向自觉。
第三，必须将阶级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先锋队之所以是先锋队，就是因为先锋队员理解，要实现人类彻底的解放，就必须与私字当头的个人主义做最彻底的决裂。那些计较个人得失，把集体工作庸俗化为打工，盘算着利用组织威权捞取利益的机会主义者，暴露了其投机的丑恶嘴脸。他们恐惧艰苦的斗争，厌恶严格的纪律，从根本上就不具备成为党员团员的品性。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就必然是思想和实践的统一论者。党课团课也好，志愿活动也好，谈话交流也罢，从根本上，党员团员是否达到准入标准，就在于谁在严格的组织纪律的约束下，在长期的、协同的义务劳动中，被反复地锤炼、检验和锻造出来；谁在系统的理论学习和严肃的组织生活中，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清除头脑中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将小我融入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大我之中；谁在急难险重的任务和基层一线的实践里，冲在前面、敢于担当，用汗水和实干经受住群众的考验；谁在复杂的思想斗争和长时段的斗争岁月里，摆脱庸俗的低级趣味，守住了共产党人的原则。这就是所谓第一性的具体表现。
怎么办
任何一个取得成功的政党其内部难免混入投机分子，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一系列措施来保持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从古田会议说起
井冈山会师之后，红四军成为当时我党领导下的最强的一支武装队伍，但是当时红军队伍里盛行流氓主义，一直到古田会议才最终宣布了这条路线的破产。
古田会议上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份历史议案对我们今天的队伍的选拔问题依然很有分量，让我们先看看红四军当时普遍存在的错误思想。
笔者将上面的情况总结一下：1,成员质量问题；2,先锋队对内部成员的灌输问题；3,组织纪律问题；4,上级对成员不关心。
之所以古田会议的历史意义到今天还有如此分量，除了他在我党革命史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对今天大学党团组织建设的方法和途径的问题还很有参考价值。笔者接下来将古田会议提出的问题概括成先锋队认识、组织纪律问题、义务劳动问题三个问题，并就此提出先锋队的具体建设参考，回应本文的主题——到底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党员、团员。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正如古田会议面临的客观形势，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客观环境要求我党必须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绝不是门槛打开的俱乐部。
先锋队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首先的就是革命的理论。换句话说，先锋队就是充分认识到了斗争的实质，同时掌握了这种自觉性把这种自觉带进工作中来的人民群众。先锋队之所以先进，最贵在理论认识的先进和自觉。列宁曾经预言，先锋队的建立将以政治灌输和阶级斗争的形式使人民群众在先锋队的带领下逐步达到先锋队的觉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始终是对敌对阶级的专政，这个过程也必然会持续，而当人民群众的普遍觉悟提高到先锋队的水平时，先锋队就要消亡。
当然，先锋队的消亡绝不是说简单的否定，他在辩证法上的意义不是使他倒退到从未建立起先锋队的历史时刻，而是一种特殊上升到普遍。如果把这条基本认识实践化，不外乎就是先锋队的政治领导职能——党的领导随着群众越来越高、越来越普遍的觉悟而变得不再特殊，最终变得“用不上”了。
所以，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和每一个励志加入我党我团的人民群众，最具体、最现实的责任就是通过自身先进性，主动推动先锋队认识从特殊到普遍的过程。
具体怎么办呢？第一点就是必须成为理论学习的模范，提高自身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认识。我党我团的同志，或者一些求取进步的青年，如果自己对马克思主义都一知半解，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都摇摆不定，甚至嘴上一套，背后一套，就根本谈不上对群众进行灌输，更不配成为历史的带领人。不深刻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看清社会的矛盾实质，就不可能在复杂的斗争中站稳立场。
第二点就是要努力成为人民群众思想和实践的榜样。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先锋队员的先进性，就不能只停留在书本和考卷上，更要体现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不仅听得见先锋队说什么，更看得见他们做什么。如果我们的先锋队员在道德上败坏，他的一言一行在群众心中的形象败坏，就根本谈不上对群众进行生动的教育，更说不上什么说服！
最后一点就是必须带头提高人民群众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毛主席曾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是强调先锋队除了全心全意服务人民，也要以生活的语言，启发群众思考，帮助他们从错误的认识中转变，因为我们的目标，从来不是让群众跟在身后，而是通过不懈的奋斗，使整体人民都成为高度觉悟的战士。
第一建设的，始终是组织
列宁同志指出：“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
我们前面强调先锋队的理论先进性。但现实的情况是从来没有谁是天生的先锋。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或多或少会有资产阶级意识甚至是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有也就必然会把各种这些习惯带进组织里来。同样的，我党我团的积极分子从来不能也不是依靠各种条条框框筛选出来的，不是通过精英们内定出来的。积极分子应该是通过不断地组织的纪律性磨砺，经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后诞生的。
因此，任何我党我团的成员，任何想要加入我党我团的积极分子，必需并且也只能通过严格的组织纪律来锻炼自己，清除自己的落后思想，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我们身边就有一些同志，平时对政治避之不及，对真正有意义的党团活动想尽办法逃脱，他们平时既不巩固我们的组织，也看不见纪律，但也不主动破坏组织和纪律，看起来好像和我们的道路相安无事。但他们不懂得从客观实践出发思考问题，而是从已有的本本思考问题。当真正需要他们的时候，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美名其曰：“自由”！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胜利，怀疑这一点，即使是片刻怀疑，也是一种行同严重犯罪的意志薄弱的表现。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奋斗，不因遭到挫折而灰心丧气；我们应当坚持斗争，鄙弃那些庸俗的小组争吵的方法，尽一切可能来保卫用极大精力建立起来的全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的党内联系，力求通过顽强而有步骤的工作使全体党员特别是工人充分地自觉地了解党员义务。
它们无组织无纪律的自发的一面，终究只是把我党我团视为臭味相投的地方，讲的和听的全凭自发的三分钟热度支撑。好不容易加入了党团，一到干活人就全跑没影，大量工作只能压到极少部分的积极分子。效率奇低不说，甚至说能把让人干得猝死了！久而久之，他们变得越发涣散、更加无组织无纪律。同志们，你们说这样的人，究竟是好还是坏呀？
做义务劳动的改造派，不做口头的乐子人
任何一位先锋队员从来不是生活在先锋队剧本的真空之中的。只有义务劳动协同的物质基础才能改变人的思想，只是空谈思想，就是忽视改造物质的基础。没有义务劳动的物质协同，没有劳动过程中汗水、疲惫和困难，人不会产生集体的观念，不可能生发真正组织和纪律之后的思想，只是当作看乐子一样。只有协同工作，将个人的盘算与好恶融入集体，让人为了共同的目标协作、牺牲，并在这个过程消除思想的杂质——自私、懒惰、懦弱和个人英雄主义。
那些真正为了我们的事业的，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投机倒把的，绝不会以经济利益自我宽慰，也就能经得起义务劳动的筛选，因为他们本质上不恐惧艰难困苦，也就一定能胜任我们的卓绝的事业。因此，义务劳动就是我们检验和筛选同志的实践，谁是真正的同志？谁只是把加入我们的组织当成个人晋升的敲门砖？答案很简单，谁在长期的、无偿的、协同的劳动中奉献，谁就是！
结语
行文至此，笔者在本文留下的思考的记录，或许对于当下的你有些许意义，但问题的答案并不重要了，倘若能给你留下思考的空间，为后人总结，为后人咀嚼；亦或是留下些许教训为后人殷鉴；更难免失误且为后人避免，这就足够了。
同志们，最后以鲁迅先生的名句结尾：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